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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页图片，画面中上下排列着两幅照片。前端是一条宽阔浩荡的江水，水岸绿色弥漫，停靠着数条货船，岸边设有码头，三三两两地聚着些人在说话。背后是十数幢雄伟壮观的工业生产厂房。照片扁长，如果两张照片左右拼在一起，厂房连成全景图，愈加显得雄伟壮观。远处的烟囱仿佛立于苍穹之间，烟雾升腾，氤氲着岁月的厚重。中间位置用铁架高高竖着五个大字，上方为“永安”，下方为“金城牌”。两幅照片的中间有一段英文介绍，说这里是上海永安棉纺织厂。

  有位旧书商专门收集英文版刊物，一本出版在1935年的英文刊物多年无人问津，这页图片便在这本英文刊物里，他索性将图片从刊物里拆解出来单独售卖，2023年12月我遇见了这页图片。

  我的工作室便在图片上这座1935年时被称为上海永安棉纺织厂的纱厂里，在主干道上的4号楼一楼。4号楼建于1919年，4号楼向西有5号楼，建于1929年，5号楼建成后与4号楼贯连在一起，成为当年远东地区最长的连体厂房。不过1919年还没有上海永安棉纺织厂，纱厂最初创办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民族化的名字：大中华纱厂。

  曾纪芬生于1852年，号崇德老人，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小女儿，按湖南习俗排行最小称为“满”，于是大家称呼她“满小姐”。1875年，“满小姐”24岁，嫁给了湖南衡山聂家的聂缉椝，他们的婚礼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结婚照。不过“满小姐”的父母没有等到自己女儿出嫁就过世了，曾国藩与夫人欧阳氏相继病逝于1872年、1874年。聂缉椝生于1855年，字仲芳、仲方。聂云台便是曾纪芬、聂缉椝之子，名其杰，生于1880年，著名民族实业家，大中华纱厂的创办人，1920年曾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聂云台顺应时流，为了让大家都能热爱民族、热爱国家，取“大中华”为品牌，发起创办了大中华纱厂。聂云台看中吴淞蕰藻浜北岸（今淞浦路泗东路一带）一片占地150亩的荒地。这里向东距离黄浦江口与淞沪铁路吴淞站仅数百米，水陆运输非常便利，其时吴淞又开了各国工程师的专家会议，决定浚港筑埠，未来将设为无税口岸。他心想，过不了多久，吴淞的兴盛定不亚于上海中心区域，于是纱厂选址在蕰藻浜北岸。

  初创时，聂云台将资本总额定为90万两白银，纱锭2000锭，由于五四运动后中国纱厂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已供不应求，聂云台遂以爱国口号为号召，甚至在大中华纱厂股票背面印上了章程，第一条便是：此股票不得移转外国人，如入外国人手即为废纸。纱厂短短几个月募集了90万两白银，这使他受到极大鼓舞，因此扩大了计划规模，将资本由90万白银两扩为120万两白银，又扩为160万两白银、200万两白银，1922年时增到300万两白银。纱锭则由2000锭扩为3000锭，最后定为了45000锭。

  经过三年建设，1922年4月14日大中华纱厂正式建成开工。那天举行了开幕活动，聂云台邀请中外各界友人近万人来到纱厂参观，自下午1点到6点，聂云台近乎全程陪同。参观的路线从公事房开始，而后什物栈、修机厂、杂工间、栈房、纺纱陈列室、纱厂、休息室、电厂、工人宿舍、职员住宅、消防队、工人饭厅、厨房、仆役室、职员宿舍、运动场、花园。

  来宾们无不惊讶于纱厂规模的宏大、建筑的雄伟，纷纷将纱厂评为国内第一流与“模范纱厂”。聂云台十分自信，向大家介绍说近年中国的工业，以纺织业为最发达，如大生、恒丰各厂，每年盈余在60%左右，即每股百元平均每年红利可得60元，“若以现在大中华纱厂营业观之，其前途尤有无穷希望”。大中华纱厂的创建标志了聂云台企业经营的高峰，同时标志了中国民族纺织资本发展的顶点，对于聂家和民族纺织工业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让聂云台始料未及的是，正当大中华纱厂正式建成开工之日，满怀的期待却变成了全面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以及战后初期，据统计，1915年国产棉纱的消费量为160万担，至1924年增至830万担，同一时期，日纱的进口量由144万担减至29万担，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民族棉纺工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不仅如此，在欧战结束以后，中国的棉布也有了行销南洋各地的能力。但此时日本的棉纺工业出现了过剩现象，于是大规模来到中国开设工厂，很快，日商纱厂的设备占到了我国棉纺工业总设备的45%。而日商纱厂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主要是由于日商纱厂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仅捐税的负担比华商纱厂少，同时能利用治外法权进行偷税漏税和走私等非法手段，加以银行和财阀的支持，资金充足，利息极低，从而在经营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华商纱厂在政治与经济的重重挤压之下无奈地不断萎靡。

  大中华纱厂自1919年6月起，由于多次更改规模影响了工程进度，到1922年4月建成投产，已临近中国棉纺织业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声，使企业失去了营业的良机。又由于过分追求规模，耗资过大，造成企业负担债务过多。大中华纱厂建成时，额定股本只招到154万余两白银，因此靠大量挪用聂氏家族另一家纱厂恒丰纱厂的利润和拖欠购机款项来弥补。建成后，生产流动资金没有着落，又需归还购机款项本息。公司虽拟增发优先股147万余两白银，但购买者很少，最终不得不由上海钱庄和中外银行组成银团代行募债170万两白银，其中怡和洋行承担50万两白银。这项债款，不仅以全部厂产作抵押，外加高额的利息与“另给股票一成酬劳”，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到1923年春，因囤积原料过多而适逢花纱布市价暴跌，营业大受亏损，运用资金耗尽，加之银团内部发生争端，遂致停业。

  大中华纱厂的遭遇，同样是许多华商纱厂的遭遇，象征了整个民族棉纺工业的衰落，正如华商纱厂联合会当年指出：“大中华之失败，当事者于营业之计算失于周密，在所不免，然以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外厂竞争之压迫，供过于求之打击，债主重利之盘剥为其主要。”从经济上来计算，债权人共损失45万两白银,公司股本1549200两白银，其中23700白银两为后招优先股，定期存款11000两白银。聂云台经手挪借的款项计9万余两白银，未付股息计25000余两白银，其余杂项欠9000两白银，营运垫款团项下欠了13000余两白银，由此各项损失总数为 211万余两白银。聂家各房的损失投资为23万两白银，加上聂云台个人垫付公司债息等支出9万余两白银，共损失32万两白银之多，对聂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难以为继的大中华纱厂终于在1924年4月在报纸上刊登出售广告，奈何三个多月过去了，仅日本资本家出高价想要购买。聂云台不愿让大中华纱厂落入日本人之手，所以不为所动，最后决定公开拍卖于华商。聂云台说，拍卖“限价194万两，盖此为债权人之本利共数也”。不过大中华纱厂的拍卖并不顺利。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这场战争使战区内的人们颠沛流离，造成巨大的灾难。上海同样受到波及，治安状况恶化，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人心惶惶，忍受着不安和混乱，并导致上海的经济活动受阻。大中华纱厂拍卖当天，竟无一人竞拍。

  不过在拍卖前一天，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永纱）曾向大中华纱厂债权人表示，愿意出价175万两白银收买大中华纱厂，债权人以“既登报公开拍卖，则私行成交，于法不合”拒绝了。但无人竞拍后，大中华与永纱重提前议，永纱得知大中华一时无另外的买主，开始乘机压价，只肯出价157万两白银。经过紧急会议讨论，大中华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买家，不能错失这次机会了。最终永纱答应以159万白银两购买大中华。159万两白银折合当时银币221万元，共分三次付清，第一次即成交时付现金三成，剩余款项在一年内分两次支付。另有佣金4万两白银，律师费及债权人垫付相关保险费等1万多两白银，都由大中华债权人自理。双方于1925年1月6日正式签订合约，进行交割。自此，大中华纱厂进入永安时代，改名永安二厂，而那页图片上的两幅照片，便是鼎盛时期的永安纺织第二厂。

  对于永纱来说，收买大中华纱厂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永纱的创办者郭氏兄弟是有着诸多犹豫的，如1924年8月第15、16次董事会上，兄长郭乐认为：“担当此重大责任，须要认真考虑，如可能凑二三公司合份，则更容易办。”“昨日商酌承买大中华纱厂之事，然此事先要由财政方面着想，因在此一二年间，纱厂一业，正当时势不好，极难获利，倘若时势好，该厂自己能发展，不至于搁浅日久，无法维持。所以我们必要再三认真考虑。”弟弟郭顺也说：“本公司财政与人力不甚宽裕，且时势不佳，岂敢冒险行事。”

  但永纱为了在逆势中图生存，必须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才能增强与外商和同业的竞争能力。另外，由于帝国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摧残，不少民族纱厂陷于破产，给予资力比较雄厚的企业以廉价兼并的可乘之机。永纱当时的自有货币资金虽不十分充裕，但财务情况仍较一般同业远为优越，加以联号资金的支持，不仅收买大中华的价款可以应付裕如，即使兼并后进行扩大生产所需的追加资金也绰绰有余，这是当时其他同业所不能相比的。

  永安买下大中华纱厂后，对其进行了诸多整顿，于1925年2月开始投入生产。三年后，随着西侧空地建起永安四厂，郭氏兄弟对永安二厂、四厂的经营有了更多的期待。1929年，郭乐与侄子郭棣活东渡日本赴丰田纺织厂参观，见到丰田几家纱厂、布厂、纺织机械制造厂以及自制精纺机、自动织布机，极为羡慕，也受到了极大刺激。他们有了新的想法，扩充老厂、增设新厂与自制纺织机，并将纱锭发展至100万枚，其中永安二厂、四厂空地上将添建一家织布厂……正当一切顺顺利利地进行之时，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永安纱厂的发展计划就此被迫中止。

  此后，永安二厂、四厂有了几年平稳的发展，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纱厂再次受到重创。由于纱厂地处战区，战事一开始，部分厂房建筑和机器设备旋即被炸毁，继而遭日军占领。1937年8月26日的《申报》上曾有相关的记载：“自星期六夜中、敌军开始集中军舰密集炮火、并有大队敌机轰炸以企掩护步兵上陆、经我军奋力迎击、双方激战、历经五十一小时之久、吴淞全镇、几摧毁殆尽……蕰藻路永安纱厂及对浜之大中华纸厂两大建筑、着弹延烧、第见赤焰腾空、火势猛烈、损失奚止千万……”我曾在旧货商店淘到一张香烟画片，正面是一间高大的厂房，屋顶是一个大洞，背后印有这样一段文字：“永安纱厂机器房被炮弹开一天窗。”可见炮火之猛烈。

  经过抗战，永安二厂、四厂元气大伤，接着数年，对棉纺织行业进行各种压迫与限制，又因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棉纺织行业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上海解放，永安二、四厂与永安其他纱厂及全上海人民一起共同步入了新时代。

  大中华纱厂的东侧是1920年4月创建的华丰纺织厂，这家纱厂1922年遭遇了与大中华纱厂相同的命运，中国棉纺织业陷入衰退的浪潮，不得已向日商东亚兴业会社借款1000000日元，到1923年12月无力偿还利息，由债权人委托给日华纺绩会社经营，1927年被正式卖标。不久华丰纺织厂为日华所得，改名为日华第八厂，1931年改称日华华丰工场，1943年改称日华吴淞工场。抗战胜利后政府接收了纱厂，改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八纺织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改为国棉八厂，1958年与永安二厂、四厂合并为国棉八厂。

  随着20世纪90年代纺织行业转型以及近二三十年来城市的更新与提升，国棉八厂成了今天的半岛1919文创园——我工作室的所在地。午后，我静静地坐在工作室大玻璃窗前，总有阳光斜斜照进来。好几次，我搬了椅子，闭上眼睛坐在温润的光晕里，瞬间仿佛凝固在这百年老纱厂的历史里、凝固在这百年民族工业的一米阳光里。

  我坐在半岛1919文创园温润的光晕里，回眸这历经百年的民族工业从屈辱走向豪迈。